昔日文章

   地圖是旅行必備的地理資料，更是確立地方名稱及地理位置的歷史紀錄。首幅香港地圖是由米蘭外方傳教會和神父（Fr. Simeone Volonteri，即後來在中國河南擔任宗座代牧的安西滿主教）繪畫，1866年在德國印製。隨後五十年，這幅地圖更成為香港唯一獲認可的官方地圖（「新安縣全圖」）。 米蘭外方傳教會（1926年改稱為宗座外方傳教會）是首個踏足香港的意大利男修會。1858年4月10 日，首位會士雷納神父（Fr. Paolo Reina, 1825-61） 抵達香港。米蘭外方傳教會的會士一直渴望向香港及中國大陸的鄉村居民，傳佈福音。尚未來港以前，高神父（Fr. Timoleone Raimondi, 1827-94）已開始學習中文。他是首批抵港的會士之一。到港初期，他曾到訪大埔區的碗窰，在一戶姓馬的家庭借宿，因而認識了渴望認識耶穌基督的馬金水。1861年，穆神父（Fr. Giuseppe Burghignoli, 1833-92）由荃灣越過高山，到達碗窰，年僅十四歲的馬金水充滿活潑的信德，啟發不少窰工信仰天主。他們捐出小磚屋，供傳教士短暫留宿兼作小聖堂（傳教站），奠定了天主教紥根大埔的歷史。 1864年，和神父（Fr. Simeone Volonteri, 1831- 1904） 與中國籍梁子馨神父（1837-1920，不屬於該修會）合作，到碗窰分擔穆神父的工作。出身於天主教家庭的梁神父，自小跟隨父母由廣州來港，他是首位在香港成長及接受修道培育的青年（1862年晉鐸）。他幾乎每天都陪伴和神父到鄉村，關懷村民， 向他們介紹福音喜訊。 荒落的鄉村沒有明確的路標，和神父根據考察，每到一處便繪畫地圖，準確紀錄路線資料及村落的位置， 準備重訪。這幅珍貴的手繪地圖，中英對照，地圖上旁註中文出自梁神父的手筆。傳教工作充滿困難、艱辛又危險，傳教士克服旅程上的疲累，翻山越嶺、涉水渡河，跨過崇山峭壁，冒著海浪衝艇、盗賊襲擊的生命危險，更甚的是那些對天主教信仰懷有誤解而攻擊傳教士的暴力。這一切無阻和神父的傳教心火， 他懷著堅定的信德，照顧處於社會邊緣的貧窮山區村民，切實地感受到天主賞賜他傳揚天主聖言的恩典，他沒有虛度每一天。 碗窰的居民邀請神父們為村民開設學校後， 汀角的民眾亦提出同樣的要求。和神父挨家逐戶勸捐，為設小聖堂及辦學校而籌募經費。1865年，和神父首次探訪西貢墟，受到鄉紳父老的歡迎，他們更即時贈地興建小堂、學校和宿舍，還有些人表示願意領洗。1870年代，這所學校提供小學至初中程度教育，幾經艱辛，至1924年由鄉村私塾發展成為崇真學校。      教育是我最關心的事業    1874年，香港由宗座監牧區升格為宗座代牧區。高神父獲委任為首任香港宗座代牧，在羅馬祝聖為主教。 高主教是個毅力驚人又高瞻遠矚的人，生活簡樸。他非常重視學校教育，深信教育對年輕人有深遠的意義；教育與實踐愛德的服務，同樣體現福音的精神，兩者均與傳福音的工作緊密相連：「不論在過去或將來，年輕人的教育一直是我最關心的事業。我為教育辛勞了二十五年，我的年華因此老去。我亦把我的餘年獻給教育。對於我的羊群擁有一間學校，不但忠於慈母聖教會的訓導，而且是香港最優秀的學校，我感到自豪。」（1884年1月22日講話內容）  香港開埠初期，殖民地政府沒有制訂完善的公共學校制度。1862年，政府辦中央書院，以學費較便宜的手段與天主教學校競爭。1871年，政府採取推行世俗教育的教育政策，有意把宗教教育從本地學校科目中剔除。高神父以書面反對，他的立場受到公開抨擊。1873年政府更以立法，要求接受資助的學校每日必須有四小時純世俗教育。高主教堅持天主教學校所有課程都包含天主教信仰，他不會接受在天主教學校裡有四小時完全不談信仰的限制。他帶領所有天主教學校，拒絕政府這項資助計劃，並旋即到歐洲，力邀愛護青年弟子的辦學修會來港。     當時全港十四間學校中，有九間是天主教學校。這一場政府強推世俗教育的爭持，直到1877 年4月22日首位信奉天主教的港督軒尼詩（John Pope Hennessy）上任才得以解決。他取得英國政府批准，容許考試評核的成績是學校獲取資助的唯一條件。1879年開始，聖若瑟書院獲政府資助辦學。

     在幾何學上兩線交錯成點，點動成線， 線動成面，面動成立體，我們生活在一個立體的空間。點、線、平面和立體，這幾個名詞原本多用在數學上，每個人生命的成長包括四個向度：個人的生活、人際的生活、社會的生活、靈性的生活。 面對著今日的各種挑戰，世上的暴力、種族仇恨、日常罪案、個人利益主義、個人的私慾偏情，人類正好像走向黑暗、痛苦、墮落、死亡和無望。為有信仰的人來說，我們的出路正是尋找到耶穌基督，在天主的愛內，從一顆更新的心湧出一個更新的世界。生活在天主的愛與恩寵中，我們為人類帶來新的秩序：愛、正義、自由。 天主教學校透過宗教教育，介紹耶穌基督，讓兒童和青年在耶穌身上學習到愛護、尊重、服從、感謝、溫良、慈善、樂於助人、服務和立好榜樣。我們公教教育工作者，熱切期望學生在個人方面能度喜樂的人生、自由的人生、豐盛的人生，擺脫罪惡的控制，愛自己，珍惜生命中擁有的一切，拔除一切自我主義、反叛、憎惡、嫉妬、仇恨、報復等行為。 在人際的關係上，耶穌來到我們當中生活，顯示了天主給我們的父愛，耶穌作的最後犧牲，證實祂對朋友的愛，「這是我的命令：你們要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這就是我們在人際關係上的典範與準繩。 在社會關係上，因天主讓人管理世界， 法律、經濟、政治等體系均為人服務，讓人生活在公義和自由當中。「國家與國際的幸福依靠以下的事實：世上的一切物資都是天主的恩賜，並非某些人或團體的專利品，而其他人則受到剝削。痛苦與饑饉重壓著人的良知，且向天主呼求正義。」（《天主教學校教育的宗教幅度》#89） 全人教育就是要培養學生立體的生命， 度一個立體的人生：與自己、與近人、與世界和與上主建立關係， 「我來，卻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獲得更豐富的生命。」（若10:10）只有通過耶穌基督，才能獲得豐盛的人生，因為「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14:6）傳揚福音就是為建設學生的生命。 （五之四）  

    在天主教學校推動宗教教育是公教教師的使命，耕墾心田，預備兒童和青年接受救恩的喜訊，轉化他們的心靈， 按福音的精神生活。因此，「學校應盡一切力量幫助教會達成教授教理的使命，且盡可能的延聘資歷最佳的宗教老師。」(《天主教學校》52) 宗教老師不單傳授真確的宗教知識，其信仰生活是基督的見證，信徒的模範，以言以行活出信靠、喜樂、犧牲、寬恕、仁愛。宗教老師要「相信所閱讀的、宣講所相信的、生活所宣講的」，這樣才會吸引人認識耶穌，其教導亦具有感染力。「教會確保天主教學校的教導和教育都是基於天主教信仰的原則，而且是由一些教義正確、生活誠實的老師來傳授。」（參閱《天主教法典》第803條；《東方教會法典》第632及639條）     香港有二百七十多間天主教學校，超過十七萬的學生，公教教師約三千人。「莊稼多，工人少」，公教教師在教授宗教科和培育信仰上的確面對很多的挑戰。我在大學和教育學院主修的都不是宗教科，開始任教時信心不大，恐怕傳授錯誤的教義。坊間沒有教科書、教學資源、習作，一切都要教師自行編寫和搜集。教學過程配合學生的日常生活，靈活的教學法和緊貼時事的教材是不可或缺的，這些都為我帶來不少的壓力。幸好，當年教區學校宗教科科主任委員會給予我莫大的支持， 來自二十多間教區中學的宗教老師，同心合力推動宗教教育，為宗教科課程、教學資源、教學設計、習作和試題、信仰培育活動等，慷慨分享各校的經驗和資源，舉辦聯校專題講座，就推動宗教科的困難和發展方向，互相交流，彼此協助。在教學的過程中，個人的信仰亦成長了不少。     教區近年成立了「宗教及道德教育課程發展中心」，製訂了一套十五年的課程綱要，出版了教科書和教師用書， 建構了網上資源平台，舉辦教學分享會，給與學校宗教教宗不少的支援。教育要求專業，宗教教育的發展更要向專業邁進：鞏固學校領導和校政的信仰幅度、推動宗教課程、教師專業發展、教師的信仰及靈修深度。期望有更多公教教師裝備自己，樂意成為宗教教師。（五之二）    

          1841年，天主教會在香港成立。當時香港島的人口約7,450，島上二三千戶居民靠耕種和漁業維生。1843年，第一座天主教聖堂在中環威靈頓街落成。     第一位把天主教信仰帶到香港的傳教士，是年輕的若瑟神父（Fr. Theodore Joset, 1804-42）。若瑟神父是個操法語的瑞士人，1841年到達香港後，便住在很簡陋的茅屋，積極投入牧民的工作。他即時察覺香港極需要成立一個直屬於教廷（梵蒂岡）的傳教區（即宗座監牧區），使居住在香港的天主教徒獲得教會的照顧，同時要求教廷增加傳教的人手，展開在香港傳教的事業。     當時香港剛由英國政府管治，首批駐守香港的英軍中，有不少是愛爾蘭籍的天主教徒，在船上工作的水手也有些是來自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地的天主教徒。還有不少葡萄牙人跟隨僱主，在英國駐香港的公司工作。當時的社會衛生環境非常惡劣，很多人因不清潔的食水和衛生條件差而染上流行病，死亡率高，經常有病人在沒有機會領受教會的傅油下，黯然離世。     若瑟神父關注這些天主教徒的心靈；他們在陌生的香港， 需要教會照顧他們的靈性生活。若瑟神父寫信給教廷傳信部， 提出申請。不久，教廷頒布香港成為宗座監牧區，並委任若瑟神父為首任宗座監牧，又派遣一位西班牙籍的方濟會納華路神父（Fr. M. Navarro, 1809-77）來港，與若瑟神父合作。若瑟神父終日奔波，為垂死的病人施行聖事，隨時隨地為信眾舉行彌撒聖祭，滿足他們靈性的渴求。1841年底，他向政府要求撥地，興建第一所聖堂，又申請地方，設立一個安葬已亡天主教徒的墳場。     不久，政府批出中環威靈頓街一塊土地。若瑟神父即時在這處用竹枝及草蓆蓋搭成天主教在香港的首間聖堂。他與納神父於1842年2月20日舉行首台彌撒，參加彌撒的信徒擠滿了這所臨時搭建的聖堂。若瑟神父完全沒有停頓下來，瞬即策劃籌款運動，建造一座石造的永久聖堂。可惜，若瑟神父因過度辛勞而一病不起，在香港服務僅五個月便辭世，年僅三十八歲。     若瑟神父胸懷牧民的愛火，眼光遠大。他要求教廷提升香港成為宗座監牧區（最雛型的傳教區）。 這個美好的開始使香港的天主教會，得以在穩固的基礎上展開新頁。 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     走進今天的主教座堂，若瑟神父的墓碑刻在祭衣房門口的地台上。由若瑟神父籌建的石造聖堂，於1843年落成，定名為聖母無原罪堂。1859年十月發生一場大火，把這座聖堂完全燒燬。1860年原址重建。1878年由於天主教徒大增，在高主教（Bp. Timoleone Raimondi, 1827-94）向多方求助下獲撥地捐款，新聖堂於1888年竣工。這座新的聖母無原罪總堂，即現時位於香港堅道的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 聖彌額爾天主教墳場     若瑟神父向政府申請天主教墓地，1841年獲撥灣仔區土地。1848年政府再撥出跑馬地黃泥涌道的土地，供香港的天主教會作墓地用途，即現時的聖彌額爾天主教墳場。 1848年九月，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四位修女抵港，開展了香港天主教會照顧棄嬰的愛德事業。修女們面對氣候差異、資源缺乏、長期勞累等不良境況，舉步為艱。首位犧牲的歐芳仙修女（Sr. Alphonsine Calixle Forcade, 1813-50）因感染腦膜炎而獻出性命，長埋於跑馬地聖彌額爾天主教墳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