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文章

   有人問我，最近政府施政報告有用「年青」一詞，而有人說應用「年輕」才對，究竟「年青」一詞是否可用？  我的看法是，詞語是會不斷滋生的， 倘多人接受了（或者說超過百分之五十的人），則不能忽視它的存在，而編詞書的人也應考慮把它們收錄。 例如「姿采」，這是一個典型的香港詞。曾經有相熟的老師對我說，很多學生在作文中把「多姿多采」寫成「多姿采」。初時當然不能接受，要他們更正。後來連「多」字也闕如，變為「姿采」。「姿采」、「姿采」⋯⋯出現次數多了， 也只好無奈的接受。現在「姿采」一詞， 雖然一般詞典還未收錄，但報章雜誌隨處可見，在香港顯然已生了根，你能說它不規範嗎？  又例如「關愛」一詞。記得二十多年前，因工作關係，經常到學校探訪，向學校提供教學意見。有一次，到學校查看學生的作文簿時，發現學生文章中出現有「關愛」一詞，但被老師刪去，被改為「關心」。那老師年近六十，是一位資深教師。那年代，以我所知，「關愛」一詞在台灣流行，在香港則較少人用。老師不接受，我想，大概由於在當時還未夠規範吧。至於「跟進」、「反思」、「願景」、「解讀」等等詞彙，也是這三十年內才出現的，現在已被廣泛應用了，即使有些詞書仍未收錄，但誰敢說這些詞不規範呢？    「年青」一詞，目前不論在口語或書面語，都是一個常用詞了。詞書未收，只是編詞書者失職而已。

   編撰：保祿女兒 插圖：穆家易 顧問：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朱益宜教授 「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裡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結出許多子粒來。」（若望福音12:24）  關愛孩童育人靈 道明會與基督學校修士會 源於西班牙的道明會早於十六世紀已有會士到中國傳教，並成立聖母玫瑰會省。修會在香港的歷史則可追溯至1861年，會省把總部從澳門遷往香港，七月一日，新的修道院在堅道正式啟幕。香港開埠初期，不少澳門商家遷到香港，外籍人口也不斷增加，加上香港的港口角色日漸重要，帶來莫大的福傳機遇。 為培訓修士，羅福范士豪神父（Fr. Francisco Noval）得到政府和教會批准後，在粉嶺買了一幅土地打算興建新修道院，這項計劃卻因政治原因而擱置。1935年，修會終於在跑馬地玫瑰崗建立聖大亞伯爾修院，負責培訓來自世界各地在遠東傳教的會士。 上世紀五十年代，鑒於中國內地局勢不穩，該會決定在政治形勢較為穩定的菲律賓，成立新的神學院。道明會會士遵循會祖聖道明（St. Dominic）的方向，教育和福傳是他們使徒工作的重心。聖大亞爾伯修院不再擔任培訓會士的角色，更在1959年改為玫瑰崗學校，教導香港新一代認識基督的真理，培育青年認識福音和人的價值。  1875年，在高主教（Bp. Timoleone Raimondi, 1827-94）的邀請下，六位基督學校修士會修士來港辦學。這個由聖若翰．喇沙（S t. John Baptist de La Salle）所創立的修會亦稱為喇沙會，修會的修士們不會擔任其他教會事務，全心致志地投入教育工作，將一生奉獻於教育孩童，讓孩童認識、敬愛天主。修士們矢發終身聖願（終身修士），不會成為神父 。 抵港後，修士們接收了位於堅道的一所校舍，將該校改名為聖若瑟書院，成為全港第一所天主教男子學校，由Hidulphe-Marie Nicholas修士（1835-86）出任校長。聖若瑟書院收錄的學生，不分貧富。起初， 學生人數只有數十人，並以葡籍學生為主。隨著不少葡國人由澳門移居香港，加上學校於1878年開始收錄中國學生，教授他們英語會話及書信，學生數目倍增，校舍不敷使用。聖若瑟書院遂於1881年搬遷至己連拿利的校舍。   鑒於住在九龍區的學生每天都要長途跋涉、乘渡海小輪上學，當時的校長艾瑪修士（Br. Aimare Sauron, 1873-1945）於1917年在尖沙咀漆咸道，創立聖若瑟書院分校（今喇沙書院前身）。1918年發生一場地震，令己連拿利校舍嚴重損毀，於是艾瑪修士購下學校位於堅尼地道的現址（當時為舊德國會所），繼續教育工作。     學校根據辦學團體的理念運作發展，各校校徽正正形象化地表達辦學的宗旨和方向。 聖若瑟書院   聖若瑟書院校徽上方的十字架和中央的五角星，分別清楚地表明這是一所信仰基督的基督學校修士會學校。左方的書本和燈代表知識和學習的明燈，右方由三個倒「v」組成的圖案則代表勇氣和堅毅。該校校訓「勞動與美德」（Labore et Virtute）亦是校徽的重要部份。 玫瑰崗學校     玫瑰崗學校的校徽上方是一顆八角星，代表天主的光。中央是黑白色相間的十字架， 黑色代表犧牲，白色代表純潔。校徽下方亦標明了學校的校訓「真理」（Veritas）。整個校徽的意思是天主的真光帶領學生，走正確的道路。

    今年的學生對我兒時的玩意特別有興趣， 我當然樂意為他們介紹兒時的遊戲， 像「狐狸先生幾多點」、「一，二，三紅綠燈」、「大風吹」⋯⋯但我最愛玩的是「耍盲雞」（摸瞎子）。其實「耍盲雞」跟躲貓貓的玩法差不多，只是做「鬼」的要蒙著雙眼，單靠聽覺來抓人。當「鬼」的，不但要留心周圍的聲音，也要牢記周圍的環境，這樣才不會被絆倒或撞傷。我們很愛玩這個刺激又有趣的遊戲，因為我們都知道它只是個遊戲—— 摘下蒙眼布後，便可以重見光明。不過，失明人士就永遠沒有摘下蒙眼布的可能，他們一生都要活在看不見的世界裡。要了解盲人的世界，我們不能抱著像玩「耍盲雞」般的「遊戲」心態，而是通過模擬的體驗活動，真切地感受、體會失明人士無日無之的恐懼與壓力。     台灣畫家蔡兆倫的作品《看不見》，寫的就是這麼一個故事。他讓讀者通過閱讀與模擬的體驗活動，體會「看不見」的恐懼與焦慮，使讀者從而明白身邊有著「看不見」的一群，他們需要關愛，需要尊重。要一個孩子從家裡走到常去的公園，那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但當他被蒙著雙眼， 一切便變得複雜和困難。首先，從家出發，他要知道怎樣出門，家中一切必須瞭如指掌。走出家門後，他必須要知道每層樓之間有多少級階梯，逐級而下，這樣才能安然走到街上。最後走到街上了，危險正式開始，因為街道上的一切都是不可預測，他不知道自己會遇到甚麼，碰上甚麼。人類普遍對看不見，不清楚的東西都會感到恐懼。於是，畫家便運用了張開口、準備吃人的恐龍，強化了看不見的情況下過馬路的危險；以傾斜的迷宮，重複拼貼男孩的影像，表達了對前路不確定的恐懼。無論是多熟悉的路，因為看不見的緣故，我們很容易喪失距離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遠， 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只一點點的不確定，那恐懼、惶恐會變得無限大。     不少一般人認為易如反掌的事情，對失明人士來說，都是挾山超海的困難。如果我們能體驗他們的困境，在有機會幫助他們的時候，便能清楚地明白他們的需要，了解他們的感受。我們並不是要高高在上的可憐他們，而是明白失明人士跟我們一樣，需要別人的關心，需要別人的尊重。《看不見》的書末提供了一份小冊子，教導我們協助盲人的基本方法，只要我們多用心思學習怎樣正確地與他們相處及互動，便能減輕盲人的許多不便， 也能讓他們遠離危險。     很多人誤以為兒童圖畫書必須要用上繽紛的色彩，但《看不見》全書基本只用上黑白二色，突顯失明人士所面對的黑暗，畫家也刻意不去描畫書中事物的細節，只以大色塊平塗的方式顯示事物的外形，目的在切合失明人士看不清、看不見，只知事物大致外貌的特徵。當我們的視覺被剝奪後，其他感官便會變得敏銳 —— 創作者以不同的字型，表達了從四面八方襲來不同質感的聲音；以不同的線條、符號， 及文字排列，呈現了花香、涼風、聲音以至被觸碰的感覺。於是，讀者透過畫面、文字與符碼，明白盲人是如何認識世界。全書結束前的雙跨頁是全書的亮點，創作者以彩色描繪孩子到達公園，並在除下眼罩後所見到情景。蔡兆倫在這唯一的彩色雙跨頁中，運用了豐富的色彩向讀者展示能看見的美好願望與想像：蒙娜麗莎抱著兔子坐在公園、撲克牌中的國王帶著泥耙子到來、女孩用噴罐噴出彩虹⋯⋯所有的都是奇哉偉哉！     能看見，實在是神奇美妙！     不過，當我們以為「看見」是理所當然的時候，我更期望《看不見》這本書會讓我們察覺，身邊仍有一群失去視力，需要我們關心、尊重的人。    

不少學校都在提倡關愛文化，希望學生能愛護身邊的人，關心他們的需要。俗語說：「送佛送到西」，即是說做好人要做到底，但怎樣才能算做到底？我想這實在難以定義，因為每一個人的底線都不一樣，不可能有劃一的標準。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想想自己能夠幫助人的底線在哪裡？幫助別人到一個怎樣的地步？── 你能跟一個無家可歸的人成為朋友嗎？而這個人早已在街頭流浪了好幾個年頭。你能無條件為他付出，甚至說服你的父母，讓他成為你家的一份子嗎？這好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在《諾和我》（No et moi）中的盧．貝爾蒂尼亞克（Lou Bertignac）卻能將這個無限小變成無限大。 盧 ── 是一位在十三歲已跳級讀高二的資優女生，雖然學業成績很好，但她最怕口頭報告。盧並非不善言辭，相反，字典裡的字，她差不多都學會，只是每跟人說話，她就沒法找到適當的詞彙，像她的說法：「語言在我要將他們說出來的那一刻，就會像枯葉一樣地散落開，找不到方向。」不過，她因為要完成一個關於年輕女遊民的口頭報告而結識了諾（No）── 十八歲的女遊民（雖然她從不承認她是遊民）。 資優女孩跟女遊民，兩人就好像在兩個不同的世界，沒有交集的可能。但為了完成口頭報告，盧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跟諾溝通交流，諾亦也娓娓道來自己的生活，甚至將自己的朋友介紹予盧認識。在咖啡館裡，兩人的友誼漸漸建立起來，憑藉真心，兩人的距離愈來愈近， 兩個不同的世界慢慢匯合在一起。 看似日漸穩固的友誼，卻在盧完成口頭報告後變得不可預測：諾不見了，盧再也找不到諾。在諾失蹤的這段時間，盧發現自己並不是施予者，真正需要對方的是她。她到過所有諾會出沒的地方，並去找諾的朋友，希望能尋得諾。終於，盧在愛心餐廳找到諾，並萌生要將諾帶回家的念頭，她認為這樣做，諾便有了一個屬於她的家，能開始她的新生活。於是，盧努力遊說父母，沒想到，那位答應她的要求的，竟是患了嚴重情緒病，並因為幼女突然猝死，將自己完全隔離於其他人的母親。盧將這個無限小變成無限大。 故事到了這裡，該應是兩人幸福愉快地生活在一起吧！可惜，這並不是一個由王子和公主當主角的童話故事。諾不是一隻被遺棄在街頭的小狗，並不是給她吃和睡，給她一點愛，便能馴養她。諾是一個已流浪街頭多年的女遊民，要她融入一個陌生的家庭，是一件非常複雜困難的事。雖然她十分努力地符合盧的爸爸的要求，也跟盧的媽媽相處得很好，但她在流浪的期間所沾上的嗑藥惡習，最終令她被盧的爸爸驅逐出這個家。 諾曾經跟盧說過，「如果你馴養了我，你就是我的唯一了。」可惜，人並不是寵物，終歸不可能被豢養。最終，諾也離開盧，不知所蹤，再也沒有她的音訊。但這件事改變了盧，讓她一夜之間成為了大人，明白家的真正意義。作者德爾菲娜．德．維岡（Delphine de Vigan）在書中除了探討了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和家庭的建構外，還帶出法國遊民，尤其女性遊民所面對的問題。女性遊民在街上面對的， 不只是怎樣找食物，怎樣找一個容身之所，她們更時刻受到暴力的威脅。「當你流落在街頭的時候，你永遠都是別人嘴中的獵物」，簡單的一句，道盡了她們的辛酸。在香港，當我們遇到流浪漢的時候，父母親也許語重心長地勸誡我們：「不用心讀書，將來你就會變成他們那樣。」其實，我們可曾想過他們流落街頭的真正原因？諾說得對「她們不是遊民，不是垃圾，她們是像你『盧』一樣的普通女人。」   闔上這本書，有一個段落一直停留在我的腦袋裡。盧曾說：「人就是那麼奇怪，他們能夠毫不費力地把一隻狗帶回家，卻沒有人願意讓遊民走進自己的家門。」對於遊民，我們可以怎樣去幫他們呢？我們幫助他人的底線在哪裡？我們能將無限小變成無限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