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文章

這一年，預先體驗了子女放榜的過程。外甥是應屆中學文憑試考生，在7月10日成績放榜，考到入大學的邊緣成績；到了8月7日，大學聯招放榜，成功獲派第三志願。 我知悉他入到大學，便發信息恭喜他，結果與這兩個月的經驗一脈相承： 他沒有反應。真的，由成績放榜到大學聯招放榜，外甥都是平靜冷淡的，甚至帶點滿不在乎的態度；所以到了最後， 能入讀大學，也不見得他有多大的情緒起伏。 目睹整個過程，我的反應不是要怪責外甥，反而是要思考父母的角色，以及社會的狀況。以外甥這兩個月的情況， 我最強烈的感覺是「皇帝不急太監急」。雖然其父母及親友都沒有說些甚麼，大家卻在外甥放榜後做了不少工夫，為他出謀制策，可說是越俎代庖， 為外甥拿主意，未來該如何是好。老實說，父母是出於好意，親友也是基於關心，但為外甥來說，這正正是他變得冷漠的主要原因。為甚麼他沒感受？因為他沒有參與，決定都不是自己所選，自然沒有真情實意，變得冷漠。這不能說只是年輕人自身的問題，其實也是我們成年人的責任。  在保祿的書信裡，保祿與其中兩個教會的關係，值得我們反思。他寫給斐理伯教會的信中，說自己一直都不接受教會團體的捐獻，唯獨接受斐理伯教會的錢，因為他們一同飽經患難，所以不分彼此。另一個是格林多教會，這教會團體與保祿的關係，起伏不定，而且一直存著很多紛爭，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教會在一個富庶的社會裡，經濟較好，結果反而產生了不少信仰紛爭，而忘卻了情誼。 今天，我們也活在富庶裡，如何讓子女有真實經驗，產生自身激情，往往是父母更大的考驗。 

曾幾何時，我十分嚮往高中的生活。高中生， 有自由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科目，不用修讀那些無關痛癢但又費時非常的「術科」：普通話、音樂等。如此種種，令我對高中充滿憧憬。除此之外，踏入高中亦代表了一件事：我快將進入人生的另一階段， 不再是個學生了。 然而，步入高中的第二年，我卻深深明白到「三三四」新學制對學生以至老師的影響。 其一，是接連不斷的補課。由於很多選修科目如生物、經濟的教學大綱都比較廣闊，相對每個星期只有五至六節課，教師們需要更多時間授課。正因如此，不論是放學後、週末抑或公眾假期，都總會看見學生拖著疲倦的身影，回校上課。這些補課動輒二至三小時，不論對教師還是同學，都是非常費神的。 其二，是所謂的「校本評核」。透過小組討論、個人研究等途徑來「提升」同學對選讀科目的興趣——這是「校本評核」的定義。但，事實是否如此？本來已繁忙的校園生活變得百上加斤，某程度上是因為很多科目都要求學生進行「校本評核」。 以上兩種，都不過是冰山一角。「唉，還有堆積如山的功課和小測，長此下去，我怕我會小活好幾年啊⋯⋯」下課後，我和朋友們坐在課室角落聊天。「其實，我們每天不斷重覆這樣上課、下課、回家、溫習⋯⋯到底有甚麼意義？」由小時候直到現在，不論老師、父母，都一直向我們傳達一個訊息：好好讀書，日後長大了才能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也許我們在唸幼稚園、小學時仍會對這說法深信不疑。可是，現在呢？「三三四」新學制開始後隨之而來的，是「中學文憑試」。第一屆放榜時，新聞報導的內容令我大吃一驚：「只有全港十八個百分點的中學生會獲得大學的入學資格。」 身為一個中學生，我不禁有些擔憂：「萬一將來的我，就是那進不了大學的一群學生，我應該怎辦？又或者說，我可以怎辦？要知道，在香港若是只有高中畢業的學歷，只能在快餐店當個服務員，抑或是在便利店當收銀員。所謂的「好好讀書，成為一個有用的人」，還有可能嗎？  想到這裡，我不得不問自己一句：「到底一個『有用的人』，是如何定義？賺很多錢？成功置業⋯⋯讀書，真的是為了將來可以賺多些錢，早些結婚？」 我苦笑：「談到成功，為甚麼我想到的全是有關金錢和物質兩方面的事情？到底抱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我太功利，還是這個社會所做成的風氣？」 換言之，如今的學生要承受如此大的壓力，完全是因為害怕日後賺不了錢？就這麼一個功利的原因？ 坐在旁邊的友人看見我一直在發呆，拍拍我說：「別想太多了，還是快點回家溫習吧，明天還要做數學模擬試卷呢。」「對，所謂『小時不讀書，長大當運輸』啊。」友人打趣道。 又是另一句教訓我們要好好讀書，他日才能飛黃騰達的話。不知道這句話，是否這位朋友的父母教訓他時所說的呢？ 

《兒童樂園》、《小朋友》等兒童刊物都不是你們熟悉的名字吧！不過，為不少五十年代的香港孩子而言，它們卻是孩子們當年最愛不釋手的讀物。兒童刊物是周佳榮教授愛上閱讀和寫作的起點；一份《華僑日報》，更成為他成長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就讓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周佳榮教授跟我們談談老香港、聊聊香港報章，給我們上一課與眾不同的歷史課。      （本報專訪）回想小時候，周教授難忘的還有就讀小學時的「混合班」，「一名老師同時在同一場地教授兩班的學生，比方說在禮堂裡一班上英文課，另一班上作文課。」當年未能獲得政府津貼的小學，校舍空間和教師的比例，比今天的小學少得可憐，校舍也只可勉勉強強， 「張張就就」，舊式公屋「徙置區」亦有不少「天台小學」，學生就在天台上課。 從閱讀愛上寫作 小時候，因為搬家的緣故，周教授數次轉校。他經歷過混合班、天台小學，最後入讀津貼小學。當年物質條件並不豐厚，童年卻同樣快樂，周教授回想，「有一群同學一起上課學習，已經很滿足。下課便自己找玩意，去踢球、捉迷藏。」他續道，「家中也沒甚麼書，都是到圖書館借的，小時候最愛看『公仔書』（連環圖）。」閱讀的興趣由此開始，初中時周教授經常閱讀《中國學生週報》、《青年樂園》等學生報紙，亦漸漸養成閱報習慣。 後來，升上中學，他開始向學生版面投稿，「對中學生而言，自己的文章被報章刊登，是一種肯定和鼓勵。收到稿費當然高興，但更高興的是期待自己的文章獲得刊登。」期間，他更與《華僑日報》（1995年停刊）結下一段不解之緣。當年《華僑日報》是香港的主要報章之一， 大部份學校和家庭均會訂閱；因此周教授年輕時常到圖書館，閱讀《華僑日報》的學生園地、副刊等。 從報章透視社會 當時，《華僑日報》的總辦事處位於中環荷李活道，鄰近周教授就讀的中學，是他常經過的地方，也是一個不一樣的地方。那是一個擴闊眼界的地方，周教授解釋，「當年的荷李活道是華洋交界，充滿特色」，不單有報館、印刷廠、書店，古董店更吸引大量遊客、名人到訪。「還記得中二時一天午飯後，同學們在荷李活道看見一個外籍女星，大家都十分興奮」，他笑道。 周教授少時家境清貧，因學業成績不俗，兩年得到《華僑日報》「救童助學運動」的學費資助。但他與《華僑日報》的緣份不絕於此， 中六完成大學入學試、等待放榜之際，正值《華僑日報》報慶，舉辦徵文比賽，「我當時沒甚麼忙著，便投稿參加。」結果，他的作品得到大專組冠軍，獲獎金二百元，「當時打工仔薪水也只有幾百元。」他為此而感恩，「我獲中文大學收錄，當時每月學費四十元，付按金八十元，剩下的還可買書、作生活費，因此《華僑日報》對我來說是充滿親切感。」九十年代《華僑日報》停刊前，周教授亦有於該報副刊撰寫「香港史天地」專欄 ；有收入後，他亦定期贊助該報「救童助學運動」。 時至今日，訂閱報章仍是周教授的生活習慣。他亦留意到免費報紙普及的趨勢，「我住的那區至少有五、六份免費報紙供取閱，但我一般都只會隨便翻閱一、兩份。」他評價免費報紙信息簡化、以突發新聞吸引讀者、加入大量娛樂元素，並不符合學生讀者的真正需要，「免費報紙缺少有視野、與學生有切身關係的新聞，與教育有關的新聞亦大多是負面報導。」他認為「有營養」的學生報章應包含學科知識、好書推介、文學家介紹等欄目， 為學生提供適合他們程度的資訊。（澄）        周教授談創作      「香港不少著名的作家、學者，都是從小開始寫作，常向報章投稿的」，他補充，「寫文章就是只要你擱下筆，慢慢就會變成不懂得寫作了」，周教授表示。他細談自己當年於徵文比賽的得獎作品，「當年中環木球場即將拆卸」，於是他寫了一篇議論文章，探討如何使用該地最符合社會效益。他先搜集資料，了解木球場和鄰近社區，「然後我便開始想像，在該地興建博物館、樓盤、運動場等設施和建築。」周教授笑言，「雖然該幅地皮最後建了地鐵站，但我的文章的確反映了我當時的理想世界。」 他不希望創意被標準規範，「我就讀中學時，師資、課程等還沒有正規化，因此有不少『超班老師』，老師講課內容也沒有限制。」因政治因素，當時不少老師都來自內地，中國文化、舊學的訓練相當好，且背景各異，「當年教國文科的老師曾任省秘書，教地理科的是大學教授，教數學科的曾是國民政府司長，他們會講打仗的情境、如何千軍萬馬、槍林彈雨。」從中，周教授學到不少寶貴的課外知識 。老師授課的內容不一定與課本有關，但周教授強調，他所學到的，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