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文章

「小時候，曾想過長大後當老師。從小喜歡畫畫的我也有想過當畫家，但並沒有想像過會成為修女。」聖保祿孝女會徐仁恩修女（Sr. Mary Gesuina Seo, FSP）來自韓國，笑起來眼睛瞇瞇的，像個容易親近的大姐姐。「我從沒有聽過耶穌對我說話，也沒有夢見過他，但他透過我身邊不同的人召叫我，叫我將生命交給他，為他工作。」她將這些感動她、引領她跟隨耶穌的人比作一顆顆閃亮的星星，「就如引導三位賢士找到小耶穌的異星。」      （本報專訪）徐修女信仰路上遇到的第一顆星，是她的一個中學教友同學。「我以前完全不認識耶穌，是這位同學經常鼓勵、陪伴我到聖堂，又常來家裡探望我，更在復活節和聖誕節給我做復活蛋和巧克力，讓我非常感動。」在同學的積極鼓勵下，初中的徐修女決定領洗，「這是我人生中的重要時刻，我重生了！」接下來的一年，她的家人也受了洗，加入教會的大家庭。 意想不到的計劃 媽媽和爸爸也是她的星星。徐媽媽非常熱心，參加聖經班、給她介紹很多聖人故事，也堅持每晚睡覺前，一家人一起祈禱和誦唸玫瑰經，主日一起參與彌撒。徐修女回想少時，笑道，「那時我覺得玫瑰經很長，唸的時候常打瞌睡；媽媽則向我解釋我們該在一天結束之前感謝天主。」媽媽一直希望兒女中有一人能奉獻給天主，徐修女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當時的她並不認為自己會度獻身生活，「我跟媽媽說：『我不當修女，我會結婚， 過普通的生活。』」星星亦在她的大學時期出現，一名要好的女同學邀請她積極考慮聖召，但她這樣回應：「這與我無關，我要結婚。」 大學畢業後當幼稚園教師，徐修女在社會上工作了一段日子後，徐爸爸患上癌症。她們一家一直在醫院照顧他，不斷為他祈禱，希望他能痊癒。最後徐爸爸因病離世，到天國去了。「我希望天父接納爸爸的靈魂，因為我們和天父一起的時間是最幸福的。」爸爸的死亡亦引發徐修女思考，「我們由天主創造，將來也要回歸父家；這生命既然不是我所有的，我該怎樣運用我的生命？」不像梅瑟、亞巴郎，也不似宗徒們，天主並沒有親口向她說話，「但祂透過不同的人召喚我，我於是決定加入修會，永遠和耶穌一起生活。」 傳播主愛的使命 不同的修會有不同的傳教使命，聖保祿孝女會透過大眾傳播工作傳揚福音，「聖保祿孝女會的修院給我的第一印象就像一個舒適的家，充滿平安。修女們活潑、愛笑，是個十分愉快的團體」，徐修女回憶道。聖保祿孝女會是國際修會，在五十五個國家設有分會。修會秉承會祖真福雅培理神父（Blessed James Alberione，1884-1971）的精神，透過書籍、多媒體資料和網絡將基督聖言帶給全人類。「我們的修女翻譯來自世界各地的書籍、輯錄聖歌唱片等，日常也要輪流準備食物、洗滌衣服和清潔修院，主日亦會到不同堂區推廣書籍。」 徐修女形容，聖召是耶穌送給她的一份美妙禮物，她接受了，打開，內裡滿是耶穌的愛心。「然後我答覆耶穌：『我也很愛你！』我全心全意愛他、跟隨他，與他在一起。」徐修女愛踏腳踏車，邊踏車邊看身邊的景物。她認為度修道生活就像和耶穌一起踏腳踏車，「你可以看見天上的事，可以看見很美、很遠的東西，獨自一人做不來的，和耶穌一起便能做得到。」（澄）   

曾幾何時，我十分嚮往高中的生活。高中生， 有自由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科目，不用修讀那些無關痛癢但又費時非常的「術科」：普通話、音樂等。如此種種，令我對高中充滿憧憬。除此之外，踏入高中亦代表了一件事：我快將進入人生的另一階段， 不再是個學生了。 然而，步入高中的第二年，我卻深深明白到「三三四」新學制對學生以至老師的影響。 其一，是接連不斷的補課。由於很多選修科目如生物、經濟的教學大綱都比較廣闊，相對每個星期只有五至六節課，教師們需要更多時間授課。正因如此，不論是放學後、週末抑或公眾假期，都總會看見學生拖著疲倦的身影，回校上課。這些補課動輒二至三小時，不論對教師還是同學，都是非常費神的。 其二，是所謂的「校本評核」。透過小組討論、個人研究等途徑來「提升」同學對選讀科目的興趣——這是「校本評核」的定義。但，事實是否如此？本來已繁忙的校園生活變得百上加斤，某程度上是因為很多科目都要求學生進行「校本評核」。 以上兩種，都不過是冰山一角。「唉，還有堆積如山的功課和小測，長此下去，我怕我會小活好幾年啊⋯⋯」下課後，我和朋友們坐在課室角落聊天。「其實，我們每天不斷重覆這樣上課、下課、回家、溫習⋯⋯到底有甚麼意義？」由小時候直到現在，不論老師、父母，都一直向我們傳達一個訊息：好好讀書，日後長大了才能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也許我們在唸幼稚園、小學時仍會對這說法深信不疑。可是，現在呢？「三三四」新學制開始後隨之而來的，是「中學文憑試」。第一屆放榜時，新聞報導的內容令我大吃一驚：「只有全港十八個百分點的中學生會獲得大學的入學資格。」 身為一個中學生，我不禁有些擔憂：「萬一將來的我，就是那進不了大學的一群學生，我應該怎辦？又或者說，我可以怎辦？要知道，在香港若是只有高中畢業的學歷，只能在快餐店當個服務員，抑或是在便利店當收銀員。所謂的「好好讀書，成為一個有用的人」，還有可能嗎？  想到這裡，我不得不問自己一句：「到底一個『有用的人』，是如何定義？賺很多錢？成功置業⋯⋯讀書，真的是為了將來可以賺多些錢，早些結婚？」 我苦笑：「談到成功，為甚麼我想到的全是有關金錢和物質兩方面的事情？到底抱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我太功利，還是這個社會所做成的風氣？」 換言之，如今的學生要承受如此大的壓力，完全是因為害怕日後賺不了錢？就這麼一個功利的原因？ 坐在旁邊的友人看見我一直在發呆，拍拍我說：「別想太多了，還是快點回家溫習吧，明天還要做數學模擬試卷呢。」「對，所謂『小時不讀書，長大當運輸』啊。」友人打趣道。 又是另一句教訓我們要好好讀書，他日才能飛黃騰達的話。不知道這句話，是否這位朋友的父母教訓他時所說的呢？ 

除水上棚屋、蝦醬及鹽魚外，你所知道的大澳還有甚麼？是附近水域出現的中華白海豚，還是劃為古跡的大澳警署？ 今天要到大澳遊逛，交通算是便利，你可以坐船， 可以坐車。不過，好幾十年前的大澳， 連接香港島的只有油蔴地小輪，快船航程兩個多小時，遇上需要停泊在沙螺灣、東涌、汲水門、馬灣等地的慢船，航程得要近四小時。在好久好久以前，媽因為沒法趕上第一班開往香港島的油蔴地小輪，我就在大澳唯一的醫院出生。因此，我是地地道道的大澳人。 一年裡，我們家兄妹只有在農曆新年和暑假才有機會坐船到港島。不知是個子小，還是路途真有點遠，從我家到碼頭，要花近二三十分鐘。可是，走著那一段路，好神氣！身上穿的是白襯衫和黑色西裝褲，還有刷得油亮亮的皮鞋。相熟的鄰里街坊見著，總問：「出香港？」爸爸或媽媽邊拉著我走，邊答應：「帶孩子出去走走！」小時候的我總得跌跌撞撞的追趕著爸媽的腳步，而身後留下同齡人羨慕的眼光。 小時候，大澳沒有中學，只有四所小學和一所私立幼稚園。我們家三兄妹都沒有唸過幼稚園，聽爸說，校長是個外省人，廣州話不純正，所以沒有把我們送去。等上了小學，我才明白家裡較為富裕的同學，都上過幼稚園。我們三兄妹唸的是大澳公立學校，說是公立，學費當然便宜。大哥早年在民權學校唸書，一所開設在二樓的私立小學，後來，學校結束了， 他就轉到新成立的大澳公立學校唸六年級，而我剛上一年級。就在這一年，大哥通過升中考試，九月便寄居於香港島親戚家，開始他的中學生活。 除大澳公立學校外，大澳還有永助學校、大澳學校和漁民子弟學校， 如今就只有大澳學校仍然開辦。1999年，母校停辦，2006年改建為香港少林武術文化中心。近年，常常跟外地來的朋友來遊大澳，母校是必到的。在那一排排石階上，我每每「看見」學生群中，一位瘦小的女孩在那裡參加了一次又一次的典禮。最難忘的該是音樂比賽吧！那女孩，就是今天的我！ 

由花灰色花崗岩建築的校舍，在培民村山頭上，見證著九龍城、樂富一帶60年來的歷史變遷。從前山上可遙望獅子山、遠眺維多利亞港；今天高樓林立，景物不再。座落山上的福德學校亦經歷難民潮、新移民潮和「殺校年代」的轉變，時至今日因應教育需要的改變，將教學方向聚焦在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多年來，該校秉承天主教教育理念，服務社區，與社區互為影響。       （本報專題）一切源於一場大火。1951年，東頭邨難民區發生大火，來自美國的美國天主教傳教會（瑪利諾神父）在未建福德學校前，於現址向災民派發麪粉及救濟品，並開展福傳工作。其後修會察覺該區的教育需要，開始辦學。起初教授成年人裁縫、編織藤籃等技能，讓他們自力更新；及後為照顧區內孩童的教育需要，在現址興建小學，即福德學校，為該修會在港成立之第一所學校；後來更成立幼稚園（已於1993年結束）。 化育慈懷 改變生命 黃君南1971年畢業，現為該校舊生會主席。他表示年幼時家中資源匱乏，學校就像他的另一個家，讓他不受外界影響，在安全的環境成長。黃表示當年住所和學校鄰近九龍城寨，城寨經營黃、賭、毒事業，該區孩子一不小心便會誤入歧途，「沒有入讀福德學校的話，我想當年我和很多同學都已成為『飛仔』。」該校創校校監涂挽靈神父（Fr. Howard D. Trub e, M.M., 1913- 95）則於校內積極推行青年工作，吸引學生課餘時間多留在校內。涂神父常於校內播放電影，又提供麪包、麪條等食物，更安排學生參加舞會、參觀軍艦等。 小學階段的愉快時光，一直深深地刻印在黃君南的腦海中，「校舍地方大，我們可以四處跑；環境也很好，下午兩、三時總是陽光充沛，而在安靜的操場上就能看見蜜蜂採蜜；我們還曾在校內砍柴、露營。」事隔多年，一切記憶猶新，「最難忘的是每天等待學校在小息提供麪包，熱騰騰的，總覺得特別香，那是幸福的滋味；還有上課時聽到校外鑿石碑『叮叮、叮叮』的聲音」，黃憶述，「學校給我『根』的感覺。」 同心合意 情繫校園 90年代的新移民潮繼續為該區帶來大量新生，福德學校一直蓬勃發展。但隨著九龍城寨清拆、該區人口下降及老化，以及面對同區學校的競爭，該校2007 至2008年度因收生不足，面臨殺校的危機。該校校長劉偉傑，於1999年開始在該校執教鞭，任教十年、擔任校長三年。在他眼中，學校最獨特的地方，是持份者關係密切及重視學生成長。 劉校長將學校比喻為桌子、將舊生會和家長比喻為桌腳，強調它們是學校的支柱。「政府殺校時舊生和家長們自發遊行和請願；又為學校籌款，使學校得以自資形式運作一年，繼續收生教學，最後渡過難關，一年後繼續以津貼學校形式運作至今。」基於愛和歸屬感，該校舊生不遺餘力地回饋母校，除財政上支持，亦協助學校活動、舉辦補習班等。黃君南表示這一切都是由師生間的愛開始，因愛上學校的生活而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