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文章

與宋雲龍執事（香港教區終身執事）一同步上樓梯，前往進行訪問的會議室。宋執事為該校舊生，他憶想當年說：「這些樓梯是經過『意大利批盪』的，過了這些年，還是同一個模樣！」七十七年來，港島南區變化甚多，由昔日的漁港成為人口密集的市鎮；香港仔工業學校亦由當年的工藝院，發展為今天主要提供科學和科技相關課程的中學。創校至今，該校致力秉承慈幼會精神，經過近八十年的歲月仍屹立不倒，為香港寫下歷史見證。      （本報專題）上世紀初，有見本港基層孩童缺乏教育，一群社會賢達斥資設立一所工藝院，讓孩童學得一技之長謀生，遂成立香港仔工業學校（舊稱香港仔兒童工藝院），於1935年開課，由慈幼會會士擔任管理和教育工作。當時該區尚未發展，交通不便，故以寄宿學校模式運作，所有學生一律於校內住宿。在規律生活和會士的關愛下，學生茁壯成長。 愛的教育 轉化生命 年幼喪父，母親出外工作謀生持家，宋執事表示自己在缺乏監管下，小時候甚為頑劣， 成績亦差。幸得班主任鼓勵，考入該校小學六年級（小學部於1978年結束）。他是1959年畢業生，在校內寄宿，他補充，嚴格紀律下他學到分辨善惡。當年即使週六日學生也須留校，只有暑假和年假才回家，在校內過著規律的生活。每天六時半起床、七時參與彌撒、放學後參與晚禱、院長訓話、九時多睡覺，學生過著儼如修院的生活，故該校得到「小修院」的別稱。 慈幼會會士們對學生無微不至，宋執事表示在校六年，已將同住的神父和修士當作爸爸和哥哥看待。「當年我們每個寢室有四十張睡床，神長的睡床在四個角落；晚上我們踢被子，他們總會半夜起床給我們重新蓋好。」會士的關懷改變了宋執事的生命，從沒有信仰到認識耶穌，他於中二時領洗；在學期間，他甚至考慮司鐸聖召。雖然最後因照顧家庭的責任而未有成為修道人，天主卻一直在宋執事身上工作；九年前他領受終身執事職務，只因服務和奉獻的心從未間斷，「天主揀選了你，你就必定能到達（祂計劃的）目的地」，宋執事堅信。 愛的延續 因時制宜 七、八十年代隨著香港經濟起飛，南區不斷發展，人口增加、交通改善，學生對寄宿的需求大減，故該校於八十年代取消寄宿部。加上香港經濟轉型，工業及相應的工業教育式微，該校課程亦由當年每天下午安排學生到工房學習木工、電工或金工，逐漸轉為今天配合新高中學制的課程。 該校余立勳校長表示即使學校運作模式一直因應時代轉變，但教育方針始終如一，堅持鮑思高神父的教導。「雖然各人的恩賜不同， 發展的路向亦因而有所不同，但我校希望學生在這裡能夠覓到自己的價值。」余校長亦是該校舊生，於1978年畢業，「青年時期是人成長發展的黃金時間，學校希望裝備學生成為好的成年人，讓他們持守基督徒的價值觀，才踏入社會。」 面對今日貧富懸殊的香港社會，家庭面對的問題愈趨複雜。該校於本學年恢復寄宿部， 期望支援家庭的需要，並透過規律和團體生活，充實孩子的心靈，培育人靈。 現時該校寄宿部分別設四人和六人房間，備有冷氣及熱水等設備，但仍位於校舍二樓，宿生同樣須參加早禱和晚禱，神父亦會於每晚晚禱後給予教導。「晚飯後的活動時間多姿多采，打鼓、唱歌、繪畫、吹口琴都有！」中一生卓展鏵表示，「我最享受的是團體生活，還有畫畫。」展鏵亦於去年十一月開始慕道，「神父的教導讓我開始認識天主教信仰，相信天主！」同級的梁昊生亦表示十分享受宿舍生活，「住在學校很特別，和同學關係變得更密切。」 目前港鐵南港島線工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期望落成後改善南區交通，除了封路等帶來不便，對學校亦有影響。「我們每個學期也有兩、三次跑橋訓練，是我校傳統」，就讀中五的總領袖生蔡俊杰表示，「但因施工關係， 我們要改到海濱公園跑步，每年一度的跑橋大賽亦要延期舉行。」中四的曾耀均亦認同工程為師生帶來不便，「但我相信南港島線建成後會增加南區的人流，有助更多人認識學校和本區。」該校舊翼校舍已被評定為香港三級歷史建築，歷史價值以外，它更是一眾學生成長、生活的家。（澄）   

   王府井大街自東安市場向北，是另一番風景，少了份商業味道，多了些人文藝術風情。 東堂在新千年以全景展現在世人面前，這是北京的第二座天主教堂，第一座是位於宣武門的南堂。修復一新的東堂出現在王府井大街上，玫瑰園更是讓路人眼前一亮。 走出東堂，經過商務印書館，就是首都劇場。上個世紀80年代初，高行健與林兆華首先發動了小劇場的試驗戲劇。首都劇場演出了高行健編劇、林兆華導演的作品《絕對信號》和《車站》，在戲劇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其後，這裡上演了許多有爭議的戲劇；並不是每一個戲都是成功的，卻從這裡走出了一批戲劇創作的優秀人才。 今年香港藝術節，由高行健編劇的《山海經傳》在香港演藝學院戲劇院上演，林兆華任導演，二人若干年後再度合作。主辦方特意在演出前安排了二人的對談，高行健已是白髮蒼蒼，林兆華依舊特立獨行。今年也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成立六十周年紀念，「人藝」老藝術家和年輕演員齊聚一堂，在首都劇場演出原創大戲《甲子園》。常聽「人藝」的老演員說「戲比天大」，我想，正是有了這些在藝術的旅途中上下求索的藝術家，才有了「比天大」的戲。 首都劇場往北，穿過五四大街，來到隆福寺街。小時候喜歡去隆福寺，難忘白魁老號的燒羊肉，也愛北京小吃糖卷果，卻始終沒有愛上焦圈和豆汁。隆福寺街蕭條已久，街坊老人說，很久以前，隆福寺的廟會是小孩子的開心地呢：手裡舉著糖葫蘆，一會兒看捏泥人兒的，一會兒看吹糖人兒的，這邊還有抖空竹的，眼睛都不夠用了。 出隆福寺街右轉，是三聯書店。因為外婆家和書店離的近，每逢寒暑假來外婆家，便走去三聯書店看書，倘若外婆到隆福大廈買東西，回家時就順道叫上我一起走。而今，書店還在，只是身旁不再有陪伴的外婆。一條街的風景，隨著時光的流逝而改變，街上的人和物也隨之變了模樣，要說有甚麽沒有變，那就是我對這條街的感情吧。

  （本報專題）早上，踏上鬱鬱蔥蔥的草原，走近成群的綿羊；晚上，抬頭望向夜空，滿目盡是星羅棋佈的閃爍星斗。他們又穿梭於參天巨木之間，探訪珍稀的昆蟲。他們是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的五、六年級生，剛過去的暑假，一行二十七人參加學校舉辦的台灣生態遊學團。從此，他們眼中的台灣不再只有夜市和書店，而是從另一個角度，更深入認識寶島台灣及其保育工作。   難忘自然之美 七天的行程排得滿滿，由台中到台北，二十七位同學在老師帶領下到訪清境農場，漫步溪頭森林保育區，體驗台北防災教育館和成功高中昆蟲館，甚至參觀北投焚化爐，忙得不亦樂乎。五位剛升上六年級的男同學接受訪問，七嘴八舌，踴躍地分享他們在台灣的所見所聞，記者也能想像這次旅程，實在為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一的行程，五人卻各有不同體會。在清境的晚上，黃俊德因遲遲未入睡，遂成為少數跟老師到室外看星星的同學之一。「那是凌晨十二時多，山上多麼冷」，黃俊德回想，「但看著滿天星星，我驚訝得合不上口！」除了第一次看見數不清的星宿，這次旅程中，黃俊德還經歷了很多第一次。「我第一次這樣近距離接觸馬和羊，第一次餵飼牠們」，他笑道，「我的手都沾上牠們的唾液，卻很開心。」而在溪頭森林保育區，除了見到很多香港沒有的植物，黃俊德還有另一個獨特經驗，「我看見有兩隻松鼠在樹上跳來跳去」，他笑著說。 梁浚希和李俊賢則最愛參觀昆蟲館，「那兒有不同品種的蝴蝶、有漂亮的金色甲蟲；有標本，也有真的……簡直是眼花繚亂」，他們如數家珍地分享他們在館內的見聞。「我們還看見了幼蟲，是真的、會動的，香港大概沒機會看到吧！」文靜的何思朗則最難忘在防災教育館的經驗，透過模擬天災的環境，參加者可以學到發生自然災害時能怎樣保護自己，避免受傷。「教育館以水蒸氣模擬火災時濃煙瀰漫的情況、在感受強勁颱風的展館內我們渾身濕透，我們還體驗了地震的情況」，思朗表示。同學們更為記者即時示範發生地震時該到牆角抱頭蹲下的姿勢。隨團出發的黃詠思老師見狀說道： 「同學們有親身經歷，才會記得這麼清楚。」 反思環保之要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相信此話不假，行程為同學帶來豐富收穫，行程以外他們也有不少觀察。「台灣空氣質素很好，街道也很整潔」，俊德和廖銘希不加思索答道。「當局也有制定不少環保政策，例如鼓勵市民舉報亂拋垃圾者、限制家居廢物重量等」，俊賢和思朗補充，浚希更總結說：「台灣人的環保意識比香港人強得多。」反思這次旅程，他們明白到要保護美麗的大自然需由自己做起，最應該做的便是減少廢物，「不好好處理的話，廢物只會愈來愈多。」 黃老師表示學校每年也會舉辦遊學團，以往多以語文學習為主題，今年到台灣則希望學生透過親身接觸，可以更認識生態和環境保護。她表示很高興見到學生有所得著，「我們到一所紙寮參觀時，看見那些婆婆付出很多勞力造紙，明白到每一張紙也得來不易，在場有同學當下便自我反省，承諾以後會珍惜用紙。」 黃老師亦十分珍惜和同學參加遊學團的經驗，認為可以更認識他們，「和同學在課室以外相處了一週，有更多了解他們的機會，期間發掘到他們不少的優點，有些很樂於助人，有些很有幽默感」，她續道，「這些是平日在課堂上不容易了解到的。」「書中自有黃金屋」，書本上的知識固然重要，但親身感受，得到的卻是另一番體會；走進世界，看到的，更多。（澄）    

中秋佳節，人月兩團圓。我在家中吃過月餅，百無聊賴，便登上社交網站，看看朋友們的動態。隨著網站的捲動，我看見有很多祝賀中秋快樂的近況，但卻沒有甚麼特別值得注意的貼文。一幅圖片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張宣傳海報，標題為「9.30 終極尋狼。月圓之夜晚會」。 這個活動的內容是召集人民在中秋節晚上，遊行到特首的大宅外，表達希望撤回國民教育科的訴求。看著電腦熒幕，我不禁想到了一群人…… 他們不過是一群中學生，一個民間組織 —— 學民思潮的召集人。這個組織只有一個目的：阻止政府推行「洗腦教育」。從2011年創立到現在，學民思潮以不同的方式去反對國民教育的實行，包括遊行、請願、集會、甚至是絕食。直至八月三十日，學民思潮發起了佔領政總的行動，參加者高達十二萬人。最終，政府把原定的「三年開展期」撤回，並表示各學校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開辦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雖然有人認為這不過是把責任推給各學校，但是我認為學民思潮所追求的目標，已經算是成功了一大半。 雖然我與學民思潮的召集人年齡相若，但自問沒有他們的膽量和氣魄：去成立和統領一個組織、接受傳媒的訪問、和政府高官對話……看著學民思潮的各個召集人，我不得不反思：何謂長大？何謂成熟？驀地，我想起了另一群人…… 還記得暑假時，我和朋友們走在街上，一群穿著相同顏色的汗衫的人在身旁跑過，期間一邊煞有介事地看著他們手上的地圖。他們時而放聲大叫，時而裝作內地遊客用普通話問路……定睛一看他們的汗衫，才知道原來是某間大學正在舉辦迎新活動。他們正在玩的遊戲到底有甚麼益處、對他們有甚麼啟發？我和友人不禁納悶。既然即將升讀大學，應該也是十九到二十歲左右的年齡了。為甚麼他們玩的所謂「迎新遊戲」，竟是一些浮誇幼稚的舉動，無外於胡鬧嬉戲？聽聞這種迎新活動的主要目的，是「透過做一些丟臉的任務去鍛鍊自信心和表現勇氣」云云。 我想，同為90後，倘若在鬧市高聲叫囂的一群就是有勇氣的表現；那麼另一群在政府總部外高叫口號，要求撤回國民教育科，又叫做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