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文章

最近，我參加了由甘寶維副主教帶領的半天靈修活動，主題是「傳教心」。透過禱告、靜思和與聖神內的交談分享，我再次回想起成為教師的過程，深信這是天主的美好安排。我在沒有宗教信仰的家庭成長，父母並沒特別安排我就讀特定類型的學校。然而，回顧我的教育經驗，從幼稚園到中學都被安排在天主教學校就讀，而在小學及中學遇上的幾位天主教老師都深深地影響了我， 誘發我追隨天主的決心。我深信這必然是天主的揀選與召叫。   馬爾谷福音第三章十三及十四節提到：「隨後，耶穌上了山，把自己所想要的人召來，他們便來到他面前。他就選定了十二人，為同他常在一起，並為派遣他們去宣講。」甘副主教提醒我們召叫當中的使命，就是主希望我們時常與主一起及接受派遣的宣傳福音。回想自己大學畢業後回母校當老師，就是我回應天主召叫的第一步。 作為老師，我希望以生命影響生命， 就如同我成長中遇上的每一位好老師如何影響了我一樣。我的教學初心是希望成為學生成長中的啟發者及同行者，更希望能夠透過我的言行，分享我的信仰和價值觀，鼓勵學生在成長旅程中尋找自己的目標和意義。   「Come & See」及「 Go & Tell」是當天很有啟發性的兩句話，除了可提示我們如何在生活中向外福傳外，亦配合教育工作者在教學上提升學生主動學習心態之導引。作為老師可透過「Come & See」之心態引導學生要時常保持開放和好奇的心，去探索世界、去發現知識及不同的機會。同時， 透過「Go & Tell」鼓勵學生將他們所學所見所感告訴更多人。通過我們的生活和行動，我們能以自己的生命影響他人的生命，成為改變世界的力量。在這個充滿挑戰和變化的世界中，願我們都時常懷著傳教心，並以我們的生命去為主做見證，成為地鹽世光，讓天主的愛在我們的生活中綻放出燦爛的光芒，同時我們亦主動一點傳遞愛、關懷和希望，成為他人生命中的祝福。帶著「Come & See」及「Go & Tell」的成長性思維心態，為我們的社會帶來更多正向積極的力量。  

上主日學後，米仔與聰頭與甘寶維神父1去吃午飯，吃了一半炸雞腿飯的米仔疑似放棄不吃。 聰頭（指指米仔碟上的食物）：大嘥鬼！  米仔（摸摸肚皮）：好飽！今早吃了非常豐富的早餐，已吃不下。 甘神父（看見米仔的浪費，皺皺眉頭）：香港小朋友除了一日三餐外，還有源源不絕的零食；但你們可知道，非洲孩子可能一天也吃不到一餐？  （米仔這時尷尷尬尬地拿起吃剩的雞腿繼續進食）  神父續說：這種種不足，令當地孩子非常珍惜擁有的東西；但在香港這個物質充裕的社會，我們卻看到太多的浪費與不懂珍惜。另外，非洲小孩在自己物資缺乏的情況下仍非常願意分享，記得當我分派糖果時，他們不爭、不搶，更會把自己得到的與他人分享……  米仔（聽到這裡，立即把手上雞腿遞給聰頭）：你要吃嗎？  聰頭（不理米仔）：甘寶，告訴我們多些非洲故事！  甘神父：非洲的小朋友沒有玩具，從不會得到適切照顧；而當地人完全沒有處理傷口的概念，故在那裡傳教時，每逢有人受傷我都會為他們清洗並包紮傷口……我也會經常駕車接載青少年去玩、去遊歷，或幫他們搬屋。記得有次幫助一個家庭從山區搬到聖堂附近，當時車子載滿人與雜物，豈知來回兩程走捷徑時車子都陷進大水坑，好狼狽，猶幸當時有很多大漢幫手推車……這些回憶都叫我難忘。 （聽得入神的米仔，此時早已把整碟雞腿飯「消滅」了）   註1： 甘神父曾於二○○三年前往非洲坦桑尼亞傳教三年，回港後他將這幾年的心路歷程記錄於《傳教心》一書。

   認識真福，加深信仰，聖文德天主教小學、聖文德書院及慈雲山聖文德天主教小學三所方濟會屬校，早前舉行聯校公教老師朝聖。臨近真福雷永明神父的瞻禮（一月二十六日），二十多名老師和校長前往方濟會位於渣甸山的思高聖經學會，在該會 楊炎修士和梁永強修士的帶領下，認識思高聖經學會（下稱學會）和雷神父的生平事跡。    （本報專題）步進小聖堂，祈禱默想；參觀博物館和藏書閣，認識雷神父的生平和聖經。學會像個寶庫，讓進內探究的老師，知識和靈性上均大有收穫。三校每年均會舉辦一至兩次聯校朝聖活動，此次乃本學年首度聯校朝聖，三位學校代表與我們分享朝聖後感。 無私奉獻 打動人心 兩個多小時的朝聖之旅中，最觸動聖文德書院冼啟聰老師的，是雷神父的衣冠塚，也是他墓碑所立之處。雖然不曾親身接觸雷神父， 但朝聖喚起冼老師的回憶，「大學時代，我在一位神父的介紹下於學會當了一個月暑期工，負責清潔、除草等工作。」 當年離開前，學會的神父讓冼老師挑選書籍，作為禮物，「當時我選了一本雷神父的回憶錄，閱讀時，我因雷神父傳教心火之強而感到驚訝，他是多麼渴望讓中國人認識天主。」這些年來冼老師也曾再訪學會，他形容，「朝聖給我舊地重遊的感覺。」 藏書閣亦令冼老師有所體會，「除了藏有不同版本的聖經，藏書閣還有很多箱子。」箱子裡有不少書籍和資料，包括學會1948年從北平（現稱北京）遷至香港時運來的物資，「因為缺乏人手、經費和專才，這些珍貴的資源仍未整理，我感到很可惜。」 慈雲山聖文德天主教小學的黃愛梅老師五年前曾到訪學會，「當時只是參觀，相比之下，這次朝聖能更有系統地認識雷神父的事跡。」她表示印象最深刻的是到一樓參觀，「重整後這一層樓展示了雷神父曾使用的物品，包括衣服、桌椅等，我感到很親切，也感受到他為聖經翻譯工作的無私奉獻。」 靈性啟發 推動福傳 同樣，聖文德天主教小學張偉菁校長也非首次前往學會，她分享指這次參觀的感受特別深刻，「因為雷神父在去年宣福，這段日子也對他認識更深。」她敬重雷神父的犧牲，「中國當時很貧乏，但他依然堅持來華服務。」她表示雷神父獲宣真福，這件事讓她感覺自己與聖人更接近。 張偉菁校長形容是次朝聖是尋根之旅，「我們既是方濟會屬校， 應該認識方濟會的歷史和工作，故此有老師提議到學會朝聖。」她補充，雷神父的宣福和學會藏書閣書籍重新排列，也是他們選擇學會為朝聖地點的原因。 朝聖結束，張偉菁校長期望將雷神父的事跡介紹給學生和老師認識，「我校的校本宗教課會介紹方濟和佳蘭等聖人，我期望在課程中加入雷神父的生平，也希望可以製作相關的教材。」 黃老師是學校的宗教科主任，她亦希望與學生分享這次朝聖的體會，「我會在課堂上和學生分享，希望他們都可以認識和學習雷神父付出、服務的精神。」冼老師也希望學生可以學習雷神父探究、謹慎、追求知識的精神，「這些原則在聖經翻譯中的過程是不可或缺的。」     聖文德書院早年亦曾安排修讀宗教及倫理科的學生參觀思高聖經學會，該校楊佩珊校長期望將來有機會，安排更多學生到訪，「他們能體會雷神父的堅毅，看到他的工作對別人生命的影響，啟發他們為別人服務。」（澄） 

   地圖是旅行必備的地理資料，更是確立地方名稱及地理位置的歷史紀錄。首幅香港地圖是由米蘭外方傳教會和神父（Fr. Simeone Volonteri，即後來在中國河南擔任宗座代牧的安西滿主教）繪畫，1866年在德國印製。隨後五十年，這幅地圖更成為香港唯一獲認可的官方地圖（「新安縣全圖」）。 米蘭外方傳教會（1926年改稱為宗座外方傳教會）是首個踏足香港的意大利男修會。1858年4月10 日，首位會士雷納神父（Fr. Paolo Reina, 1825-61） 抵達香港。米蘭外方傳教會的會士一直渴望向香港及中國大陸的鄉村居民，傳佈福音。尚未來港以前，高神父（Fr. Timoleone Raimondi, 1827-94）已開始學習中文。他是首批抵港的會士之一。到港初期，他曾到訪大埔區的碗窰，在一戶姓馬的家庭借宿，因而認識了渴望認識耶穌基督的馬金水。1861年，穆神父（Fr. Giuseppe Burghignoli, 1833-92）由荃灣越過高山，到達碗窰，年僅十四歲的馬金水充滿活潑的信德，啟發不少窰工信仰天主。他們捐出小磚屋，供傳教士短暫留宿兼作小聖堂（傳教站），奠定了天主教紥根大埔的歷史。 1864年，和神父（Fr. Simeone Volonteri, 1831- 1904） 與中國籍梁子馨神父（1837-1920，不屬於該修會）合作，到碗窰分擔穆神父的工作。出身於天主教家庭的梁神父，自小跟隨父母由廣州來港，他是首位在香港成長及接受修道培育的青年（1862年晉鐸）。他幾乎每天都陪伴和神父到鄉村，關懷村民， 向他們介紹福音喜訊。 荒落的鄉村沒有明確的路標，和神父根據考察，每到一處便繪畫地圖，準確紀錄路線資料及村落的位置， 準備重訪。這幅珍貴的手繪地圖，中英對照，地圖上旁註中文出自梁神父的手筆。傳教工作充滿困難、艱辛又危險，傳教士克服旅程上的疲累，翻山越嶺、涉水渡河，跨過崇山峭壁，冒著海浪衝艇、盗賊襲擊的生命危險，更甚的是那些對天主教信仰懷有誤解而攻擊傳教士的暴力。這一切無阻和神父的傳教心火， 他懷著堅定的信德，照顧處於社會邊緣的貧窮山區村民，切實地感受到天主賞賜他傳揚天主聖言的恩典，他沒有虛度每一天。 碗窰的居民邀請神父們為村民開設學校後， 汀角的民眾亦提出同樣的要求。和神父挨家逐戶勸捐，為設小聖堂及辦學校而籌募經費。1865年，和神父首次探訪西貢墟，受到鄉紳父老的歡迎，他們更即時贈地興建小堂、學校和宿舍，還有些人表示願意領洗。1870年代，這所學校提供小學至初中程度教育，幾經艱辛，至1924年由鄉村私塾發展成為崇真學校。      教育是我最關心的事業    1874年，香港由宗座監牧區升格為宗座代牧區。高神父獲委任為首任香港宗座代牧，在羅馬祝聖為主教。 高主教是個毅力驚人又高瞻遠矚的人，生活簡樸。他非常重視學校教育，深信教育對年輕人有深遠的意義；教育與實踐愛德的服務，同樣體現福音的精神，兩者均與傳福音的工作緊密相連：「不論在過去或將來，年輕人的教育一直是我最關心的事業。我為教育辛勞了二十五年，我的年華因此老去。我亦把我的餘年獻給教育。對於我的羊群擁有一間學校，不但忠於慈母聖教會的訓導，而且是香港最優秀的學校，我感到自豪。」（1884年1月22日講話內容）  香港開埠初期，殖民地政府沒有制訂完善的公共學校制度。1862年，政府辦中央書院，以學費較便宜的手段與天主教學校競爭。1871年，政府採取推行世俗教育的教育政策，有意把宗教教育從本地學校科目中剔除。高神父以書面反對，他的立場受到公開抨擊。1873年政府更以立法，要求接受資助的學校每日必須有四小時純世俗教育。高主教堅持天主教學校所有課程都包含天主教信仰，他不會接受在天主教學校裡有四小時完全不談信仰的限制。他帶領所有天主教學校，拒絕政府這項資助計劃，並旋即到歐洲，力邀愛護青年弟子的辦學修會來港。     當時全港十四間學校中，有九間是天主教學校。這一場政府強推世俗教育的爭持，直到1877 年4月22日首位信奉天主教的港督軒尼詩（John Pope Hennessy）上任才得以解決。他取得英國政府批准，容許考試評核的成績是學校獲取資助的唯一條件。1879年開始，聖若瑟書院獲政府資助辦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