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文章

   翻開香港法定古蹟的名錄，港島區有三座別具建築風格的建築物，曾屬於巴黎外方傳教會所有，當中以納匝肋印書館（薄扶林道144號，現時為香港大學學生宿舍「大學堂」）及伯達尼修院（薄扶林道139號，現時為香港演藝學院第二校舍）令人印象難忘。 來自法國的巴黎外方傳教會，於1658至63年間成立。1846年已有第一位會士到達香港，後來在廣東省傳教至離世。1847年，科主教（Bishop Theodorus Augustinus Forcade, 1816-85）獲委任為香港宗座代監牧，負責香港的傳教工作。他到任後，瞬即邀請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派遣修女來港，照顧棄嬰和貧苦老弱的市民，一如修女們在法國所實踐的愛德使命。雖然科主教的健康不佳，任期內居港期僅一年多，他的努力促使香港的普羅市民透過修女們的服務，認識醫療和教育對人類的貢獻。這一點對香港社會後來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力。 在科主教的領導下，曾有七位會士在港短暫居住或服務，其中一位是李神父（Fr. Napoleon Libois, 1805-72）。當時歐洲多國正值多事之秋， 然而傳福音的工作沒有一天能夠停頓下來。巴黎外方傳教會奉教宗的指引，以尊重異國異族文化的態度，將福音喜訊帶給所有人，更努力適應和學習當地文化。1847年巴黎外方傳教會在香港設立總務處，為修會在遠東地區的傳福音工作，設立一個強大的後援基地，負責支援在中國和亞洲各地的傳教士在福傳工作和物質上的需要。李神父是在香港設總務處的幕後推手，他促使天主教在香港及遠東地區的傳教工作得以開展。這些地區包括中國、朝鮮（韓國）、越南、馬來西亞、日本、印度等。 由法國赴遠東地區，不少會士經不起數個月的海上旅程而患重病。總務處不單要籌措剛抵步的會士往外地傳教的交通安排，更要照顧抱病的會士，讓他們及時獲得醫療照顧。此外，大部份傳教區的醫療設備不足，香港位處交通要道，是理想的補給站。李神父擔任首位總務長，他的助手是奧塞神父（Fr. Pierre-Marie Osouf, 1829-1906）。1866年，奧塞神父繼任總務長的職務後，熱切關注病弱的會士，積極投入籌備成立療養院的工作。1875年，一座位於港島薄扶林小山丘上取名伯達尼（若望福音11:3）的療養院終於落成，首任院長為白神父（Fr. Charles Patriat）。 1884年，羅若望神父（Fr. Jean-Joseph Rousseille, 1832-1900）獲修會派遣抵港，籌建一個適合會士靜居、祈禱和默想的地方。他邀請在印度傳教多年的好朋友毛神父（Fr. Francois Monnier, 1854-1939）來港協助他。毛神父博學多才，雖從沒接觸印刷業，卻傾力苦學，協助修會在香港成立納匝肋印書館。納匝肋印書館在毛神父的帶領下，致力運用多種極少或甚至從沒用於出版印刷的亞洲方言（例如柬埔寨文、西藏文、泰米爾文）印製書籍，印行二十八國文字，享譽一時。1896年納匝肋修院及印書館遷入德格拉斯城（Douglas Castle），並利用鄰近地方建員工宿舍、小學及聖堂，形成一條有共同信仰的天主教村（太古樓）。 適值世界時局混亂，每日到港或經過香港往來遠東傳教的會士，甚至是不屬於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絡驛不絕。總務處日常需要應付龐大的支出，以款待及支援傳教工作，更要解決營運伯達尼療養院及納匝肋印書館的經費。1903年，金神父（Fr. Leon Robert, 1866-1956）到香港擔任總務長，他善於社交又熟悉商業投資策略，長袖善舞，眼光遠大，成功地為修會建立廣泛的人際脈絡，協助修會在物業投資上取得可觀的收益， 以應付各項支出。這位曾擔任《南華早報》董事局成員為期十四年的金神父，關心學校教育，在他寫給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總會長的信件中，充分流露他熱切關懷教師，又為在中國設立天主教學校撰寫具體的建議書。金神父亦極力提倡報章應發揮傳福音工作的重要影響力，1895年，他在上海創辦遠東地區首份法文日報L'Echo de Chine。     

香港有261座島嶼，我們也習慣了把市區之外 的島嶼，稱為離島。最大的離島是大嶼山。它和 青衣、馬灣已由青馬大橋接通九龍半島，其餘居 民人口較多的離島如坪洲、長洲和南丫島等，與 島外的交通仍得靠渡輪。這些渡輪的碼頭都集中 在中環的港外線碼頭，行走的輪船也較大較新。 至於其餘的人口不多的小島，水上交通就得靠街渡來接駁和維持了。 街渡由港府發牌監管。現時共有78條固定的街渡 航線。一般使用的是載客量較小的摩 托船隻，大多由木船改裝 而成。在乘客來往較頻密 的航線，有些也使用小 型渡輪，但有些路程較 短的街渡，便使用傳 統的舢舨。如香港仔 到鴨脷洲的街渡服 務，至今仍 保 留 著 昔 日 的 避 風 塘 遺 風 ， 每 程 只 收 費 二 元 。 許 多 外 地 遊 客 都 慕 名 前 來 ， 體 驗 一 下 老 香 港 的 水 上 交通風情。 香 港 四 周 環 海 ， 在 新 型 渡 輪 服 務 照 顧 不 到 的 去 處 ， 甚 或 非 常 時 期 ， 傳 統 的 水 上 交 通 工 具 便 派 上 用 場 。 如 在日治時期，天星小輪和其他渡輪服務有時中斷，有時只提供有限度服 務，市民便得靠舢舨擺渡過海。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紅磡海底隧 道出現之前，錯過了天星小輪尾班船的人，要渡海回家便得乘搭一種俗 稱「嘩啦嘩啦」的小艇。這種小艇用汽車引擎推動，非常嘈吵，「嘩啦 嘩啦」的名字就是這樣來的。越南戰爭時，維港停泊了許多美國軍艦， 這種小艇便大行其道，接載水兵往返灣仔和尖沙咀。直到現在，好些停 泊在海中間的遠洋大船，還得靠這類機動小艇和岸上保持來往。 

   在學校接受教育是我們成長的必需階段。然而，隨著時間及社會的變遷，教育從傳統到現代都有著截然不同的改變。過去的社會由於交通不便，因此除了由官辦學堂和書院外，不少鄉村都會各自辦學，聘請秀才為塾師，為本村子弟提供教育機會，而這些傳統教學的地方都稱之為「私塾」。 「私塾」還有一個有趣的俗稱 ── 「卜卜齋」。為何以前的學校都叫作「卜卜齋」呢？這是因為每當學生犯錯，例如沒有把書背熟，老師就會操起一塊長形木板或竹片來打他們的手掌、頭、屁股，而由於打的力度不少，木板或竹片在敲打皮肉時便會響起「卜卜」聲，所以，廣東人就幽默地把私塾稱之為「卜卜齋」。換句話說，「卜卜」就是取其像敲打聲的讀音，「齋」則依照原意解作讀書的地方。 這種嚴厲的教學，往往都成為了學生日後長大成人的深刻回憶。廣州市滿族歷史文化研究會會長汪宗猷老先生，便曾回想當年他的「卜卜齋」學生時代。當時他在一個只有十名學子的「卜卜齋」上學，從七歲直到十歲，從《三字經》一直學到《論語》，只要學生不聽話，老師就會拿出戒尺、木條，敲學生的腦袋、手掌。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的〈父親的病〉一文更記載了被老師責罰的皮肉之苦：「《中庸》《中庸》，打得屁股好種蔥」。後來做了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在他的自傳作品《西潮》中也寫道：「如果背時有些疙瘩，先生要求一遍又一遍地再念，甚至念上一兩百遍。碰上先生心情不好，腦袋上就會吃栗子。天黑放學時，常常有些學生頭皮上帶著幾個大疙瘩回家」。 「卜卜齋」的教學不僅嚴厲，亦十分著重背誦。老師上課多要求學生死背課文，開始時會唸富有韻律，句子又短的《三字經》、《千字文》，但到了後來學生便要背起難度較高的「四書五經」。因此，學堂裡經常響起「卜卜」聲的情況，實在是不足為奇。   隨著兒童權益受到社會的關注，香港在1991年9月起，取消老師體罰的權力，據香港法例第279A章《教育規例》第58條訂明：「教員不得向學生施行體罰」。在今日的課室裡，我們再不會聽到「卜卜」聲，但現時香港仍保留著昔日的「卜卜齋」遺址，例如在馬灣田寮村的「芳園書室」，前身便是1930 年代建成的「陳氏書齋」。讀者如有興趣，可到該處參觀。

   在八十年代前，香港的計程車（「的士」）車牌為黑底白字，非商用車輛如私家車則為白底黑字。用後者來載客營業是犯法的，人們便把這種車輛叫做「白牌車」。因為不用交營業牌費，收費較的士便宜，且還可沿途上客，俗稱「釣泥鯭」；司機賺得多，乘客付費也較的士便宜，政府也禁之不絕。在六十年代初，政府開始容許可載九人的「的士」在新界營業。直至1967年，香港發生暴動和工潮，許多巴士路線停駛，本來只行走於在新界的九人「的士」開始到市區找生意，有些人也把客貨車改裝，在市區載客，收費比巴士貴一至兩倍。政府愛管不管（隻眼開隻眼閉），讓這類非法經營的車輛紓緩交通窘境。到了1967年，香港交通恢復正常，政府決定發牌管理， 把它們叫做「公共小型巴士」，由九座位增加到十二座位及十四座位，以至後來許多人把這些車輛稱為「十四座」。1988年，政府批准小巴改為十六座位，但仍按1976年公佈的規例，全港只限4350輛，數目至今未變。 最初，小巴都在車身髹上紅色的色帶來識別。在九十年代，為了讓車身可標貼廣告，改為把車頂髹作紅色。小巴的行走範圍起初幾乎沒有甚麼限制，但後來設了許多禁區，實際上，這種紅色小巴大約只能在老城區活動。政府沒對其行車路線和收費作任何規定，但通常商會都會定好路線、收費和班次，好做生意。在交通擠塞時，這種車輛可靈活地繞路，但在刮風或非常時刻，司機亦可開天殺價。乘客雖滿腹牢騷，也得接受。   和紅色小巴相比，政府對綠色專線小巴的監管嚴格得多，其行走路線、收費和車次都受監管，沿途還有固定的車站，多為公司經營。政府也鼓勵從業者把紅巴轉為綠巴， 也容許綠巴申請轉為紅巴，但歷年的數字顯示，綠巴的數目持續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