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洋雜處的華洋分治

1841年， 英國人佔領港島，馬上著手管治，並將英國的法律制度移植到香港來。當時的香港行政官義律與英軍總司令伯麥聯名發布了兩個公告，說香港居民如今是英王子民，田畝房舍家具斷不輕動，鄉約律例亦無絲毫更改。在英王另降諭旨前一概照「大清律例」規矩，但廢除拷刑。至於英國人或其它人民，則由英國法規管轄。

約法中的華洋分治

公告傳到北京，道光皇帝大怒，在抄件「香港居民是英王子民」句邊用朱筆畫上直線，批曰： 「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中國的皇帝向來都把天下當作私產，他的家就是國，國就是他的家，百姓不過是他腳下螻蟻，豈容他人染指？換了管治者，香港居民最重視的當然不是能否繼續做滿清的奴才，而是能否安居樂業。在他們眼中，義律公告就是港府的承諾，是華洋雙方的約法。兩千年來，中國雖然是一直是「官字兩把口」，但也潛在著「約法」觀念。每當改朝換代，某些開國皇帝會向民眾許諾一些德政，換取民眾臣服。如漢高祖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唐高祖與民約法十二條，辛亥革命後誕生了中國第一部憲法，稱作《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而不稱憲法，顯然也刻意製造政府與民眾約法的印象。

亂世用重典 急病亂投醫

義律的公告也許出於務實或攏絡民心，但華洋兩個世界全然不同的法律觀，怎可能共冶一爐？ 開埠時港府曾審判過一幫海盜，因證據不足當庭釋放。廣東俗語說：「有殺錯，毋放過」， 港方剛放人，駐九龍城的中國清廷官員便把他們捉了問斬，兩種法律觀的分野立見。義律的公告其實也埋下伏筆。他許諾的不過是未有英王另降諭旨時一切照舊，當英女皇金口一開，義律許諾過的諾言，還算得甚麼？

香港開埠，除了吸引外商，不少華人亦來尋找機會，此地不久便龍蛇混雜，黑道橫行，不法勾當甚為猖獗。英國人開始嚴刑峻法，殺雞儆猴，急病亂投醫，竟向中國律法中一些不人道刑罰「偷師」，例如給罪犯戴腳鐐木枷遊街、鞭笞等，獄卒更用能使人皮開肉綻的九尾鞭行刑，但收效甚微。十九世紀末，本港人口不足二十萬， 判罪者超過一萬。那時監倉擠迫，部份犯人要終日戴著枷鎖，不少人因坐牢終身殘廢。港府為強化管治，竟將執法、司法和懲教化作「一條龍」式運作。例如第一任香港首席裁判司威廉．堅同時管理監獄和警署。這些事若發生在英國本土， 一定匪夷所思。

亦曾烏龍百出

1843年，港府成立定例局（立法局前身），它所通過的第6 號法例， 訂明香港法律以英國法律為依歸，但一些華人習俗則屬例外。譬如根據英國法律，洋人只能有一名妻子，但根據中國習俗，華人娶正室外還可納妾，這習慣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才被立法禁止。此外，法律對華人和洋人可不同處理，連死罪處刑，洋人按英國法律被判繯首，華人按《大清律例》被判斬頭，因為兩種文化存在兩套價值標準和兩種法理觀念，便給主觀和不公的判決留下許多灰色地帶。香港高等法院成立於1844年，在十九世紀特別是開埠之初，這司法機關常偏袒洋人，其不公連英國人也不恥，《泰晤士報》指「香港高等法院為東方的最大公害。」其中一例是英國海盜芬頓一案。1851年，芬頓在中國沿海搶劫並殺害了兩名葡萄牙軍官，清朝水師將之逮捕後移交港府處理，法庭卻將芬頓輕判，即使後來在葡萄牙政府施壓下重審，最終亦只需服苦役三年。反觀同期一名華人持刀傷人，卻被判十五年徒刑及流放。香港法制其實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才一步步邁向完善，最初亦烏龍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