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文化，無懼飄泊 巴黎外方傳教會

 翻開香港法定古蹟的名錄，港島區有三座別具建築風格的建築物，曾屬於巴黎外方傳教會所有，當中以納匝肋印書館（薄扶林道144號，現時為香港大學學生宿舍「大學堂」）及伯達尼修院（薄扶林道139號，現時為香港演藝學院第二校舍）令人印象難忘。

來自法國的巴黎外方傳教會，於1658至63年間成立。1846年已有第一位會士到達香港，後來在廣東省傳教至離世。1847年，科主教（Bishop Theodorus Augustinus Forcade, 1816-85）獲委任為香港宗座代監牧，負責香港的傳教工作。他到任後，瞬即邀請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派遣修女來港，照顧棄嬰和貧苦老弱的市民，一如修女們在法國所實踐的愛德使命。雖然科主教的健康不佳，任期內居港期僅一年多，他的努力促使香港的普羅市民透過修女們的服務，認識醫療和教育對人類的貢獻。這一點對香港社會後來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力。

在科主教的領導下，曾有七位會士在港短暫居住或服務，其中一位是李神父（Fr. Napoleon Libois, 1805-72）。當時歐洲多國正值多事之秋， 然而傳福音的工作沒有一天能夠停頓下來。巴黎外方傳教會奉教宗的指引，以尊重異國異族文化的態度，將福音喜訊帶給所有人，更努力適應和學習當地文化。1847年巴黎外方傳教會在香港設立總務處，為修會在遠東地區的傳福音工作，設立一個強大的後援基地，負責支援在中國和亞洲各地的傳教士在福傳工作和物質上的需要。李神父是在香港設總務處的幕後推手，他促使天主教在香港及遠東地區的傳教工作得以開展。這些地區包括中國、朝鮮（韓國）、越南、馬來西亞、日本、印度等。

由法國赴遠東地區，不少會士經不起數個月的海上旅程而患重病。總務處不單要籌措剛抵步的會士往外地傳教的交通安排，更要照顧抱病的會士，讓他們及時獲得醫療照顧。此外，大部份傳教區的醫療設備不足，香港位處交通要道，是理想的補給站。李神父擔任首位總務長，他的助手是奧塞神父（Fr. Pierre-Marie Osouf, 1829-1906）。1866年，奧塞神父繼任總務長的職務後，熱切關注病弱的會士，積極投入籌備成立療養院的工作。1875年，一座位於港島薄扶林小山丘上取名伯達尼（若望福音11:3）的療養院終於落成，首任院長為白神父（Fr. Charles Patriat）。

1884年，羅若望神父（Fr. Jean-Joseph Rousseille, 1832-1900）獲修會派遣抵港，籌建一個適合會士靜居、祈禱和默想的地方。他邀請在印度傳教多年的好朋友毛神父（Fr. Francois Monnier, 1854-1939）來港協助他。毛神父博學多才，雖從沒接觸印刷業，卻傾力苦學，協助修會在香港成立納匝肋印書館。納匝肋印書館在毛神父的帶領下，致力運用多種極少或甚至從沒用於出版印刷的亞洲方言（例如柬埔寨文、西藏文、泰米爾文）印製書籍，印行二十八國文字，享譽一時。1896年納匝肋修院及印書館遷入德格拉斯城（Douglas Castle），並利用鄰近地方建員工宿舍、小學及聖堂，形成一條有共同信仰的天主教村（太古樓）。

適值世界時局混亂，每日到港或經過香港往來遠東傳教的會士，甚至是不屬於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絡驛不絕。總務處日常需要應付龐大的支出，以款待及支援傳教工作，更要解決營運伯達尼療養院及納匝肋印書館的經費。1903年，金神父（Fr. Leon Robert, 1866-1956）到香港擔任總務長，他善於社交又熟悉商業投資策略，長袖善舞，眼光遠大，成功地為修會建立廣泛的人際脈絡，協助修會在物業投資上取得可觀的收益， 以應付各項支出。這位曾擔任《南華早報》董事局成員為期十四年的金神父，關心學校教育，在他寫給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總會長的信件中，充分流露他熱切關懷教師，又為在中國設立天主教學校撰寫具體的建議書。金神父亦極力提倡報章應發揮傳福音工作的重要影響力，1895年，他在上海創辦遠東地區首份法文日報L'Echo de Ch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