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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樂園》、《小朋友》等兒童刊物都不是你們熟悉的名字吧!不過,為不少五十年代的香港孩子而言,它們卻是孩子們當年最愛不釋手的讀物。兒童刊物是周佳榮教授愛上閱讀和寫作的起點;一份《華僑日報》,更成為他成長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就讓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周佳榮教授跟我們談談老香港、聊聊香港報章,給我們上一課與眾不同的歷史課。

 

 

 (本報專訪)回想小時候,周教授難忘的還有就讀小學時的「混合班」,「一名老師同時在同一場地教授兩班的學生,比方說在禮堂裡一班上英文課,另一班上作文課。」當年未能獲得政府津貼的小學,校舍空間和教師的比例,比今天的小學少得可憐,校舍也只可勉勉強強, 「張張就就」,舊式公屋「徙置區」亦有不少「天台小學」,學生就在天台上課。

從閱讀愛上寫作

小時候,因為搬家的緣故,周教授數次轉校。他經歷過混合班、天台小學,最後入讀津貼小學。當年物質條件並不豐厚,童年卻同樣快樂,周教授回想,「有一群同學一起上課學習,已經很滿足。下課便自己找玩意,去踢球、捉迷藏。」他續道,「家中也沒甚麼書,都是到圖書館借的,小時候最愛看『公仔書』(連環圖)。」閱讀的興趣由此開始,初中時周教授經常閱讀《中國學生週報》、《青年樂園》等學生報紙,亦漸漸養成閱報習慣。

後來,升上中學,他開始向學生版面投稿,「對中學生而言,自己的文章被報章刊登,是一種肯定和鼓勵。收到稿費當然高興,但更高興的是期待自己的文章獲得刊登。」期間,他更與《華僑日報》(1995年停刊)結下一段不解之緣。當年《華僑日報》是香港的主要報章之一, 大部份學校和家庭均會訂閱;因此周教授年輕時常到圖書館,閱讀《華僑日報》的學生園地、副刊等。

從報章透視社會

當時,《華僑日報》的總辦事處位於中環荷李活道,鄰近周教授就讀的中學,是他常經過的地方,也是一個不一樣的地方。那是一個擴闊眼界的地方,周教授解釋,「當年的荷李活道是華洋交界,充滿特色」,不單有報館、印刷廠、書店,古董店更吸引大量遊客、名人到訪。「還記得中二時一天午飯後,同學們在荷李活道看見一個外籍女星,大家都十分興奮」,他笑道。

周教授少時家境清貧,因學業成績不俗,兩年得到《華僑日報》「救童助學運動」的學費資助。但他與《華僑日報》的緣份不絕於此, 中六完成大學入學試、等待放榜之際,正值《華僑日報》報慶,舉辦徵文比賽,「我當時沒甚麼忙著,便投稿參加。」結果,他的作品得到大專組冠軍,獲獎金二百元,「當時打工仔薪水也只有幾百元。」他為此而感恩,「我獲中文大學收錄,當時每月學費四十元,付按金八十元,剩下的還可買書、作生活費,因此《華僑日報》對我來說是充滿親切感。」九十年代《華僑日報》停刊前,周教授亦有於該報副刊撰寫「香港史天地」專欄 ;有收入後,他亦定期贊助該報「救童助學運動」。

時至今日,訂閱報章仍是周教授的生活習慣。他亦留意到免費報紙普及的趨勢,「我住的那區至少有五、六份免費報紙供取閱,但我一般都只會隨便翻閱一、兩份。」他評價免費報紙信息簡化、以突發新聞吸引讀者、加入大量娛樂元素,並不符合學生讀者的真正需要,「免費報紙缺少有視野、與學生有切身關係的新聞,與教育有關的新聞亦大多是負面報導。」他認為「有營養」的學生報章應包含學科知識、好書推介、文學家介紹等欄目, 為學生提供適合他們程度的資訊。(澄) 

 

 

 

周教授談創作

 

 

 「香港不少著名的作家、學者,都是從小開始寫作,常向報章投稿的」,他補充,「寫文章就是只要你擱下筆,慢慢就會變成不懂得寫作了」,周教授表示。他細談自己當年於徵文比賽的得獎作品,「當年中環木球場即將拆卸」,於是他寫了一篇議論文章,探討如何使用該地最符合社會效益。他先搜集資料,了解木球場和鄰近社區,「然後我便開始想像,在該地興建博物館、樓盤、運動場等設施和建築。」周教授笑言,「雖然該幅地皮最後建了地鐵站,但我的文章的確反映了我當時的理想世界。」

他不希望創意被標準規範,「我就讀中學時,師資、課程等還沒有正規化,因此有不少『超班老師』,老師講課內容也沒有限制。」因政治因素,當時不少老師都來自內地,中國文化、舊學的訓練相當好,且背景各異,「當年教國文科的老師曾任省秘書,教地理科的是大學教授,教數學科的曾是國民政府司長,他們會講打仗的情境、如何千軍萬馬、槍林彈雨。」從中,周教授學到不少寶貴的課外知識 。老師授課的內容不一定與課本有關,但周教授強調,他所學到的,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