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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文化,無懼飄泊 巴黎外方傳教會

刊登日期: 2014.03.16
作者: 和平小兄弟  

 

 翻開香港法定古蹟的名錄,港島區有三座別具建築風格的建築物,曾屬於巴黎外方傳教會所有,當中以納匝肋印書館(薄扶林道144號,現時為香港大學學生宿舍「大學堂」)及伯達尼修院(薄扶林道139號,現時為香港演藝學院第二校舍)令人印象難忘。

來自法國的巴黎外方傳教會,於1658至63年間成立。1846年已有第一位會士到達香港,後來在廣東省傳教至離世。1847年,科主教(Bishop Theodorus Augustinus Forcade, 1816-85)獲委任為香港宗座代監牧,負責香港的傳教工作。他到任後,瞬即邀請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派遣修女來港,照顧棄嬰和貧苦老弱的市民,一如修女們在法國所實踐的愛德使命。雖然科主教的健康不佳,任期內居港期僅一年多,他的努力促使香港的普羅市民透過修女們的服務,認識醫療和教育對人類的貢獻。這一點對香港社會後來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力。

在科主教的領導下,曾有七位會士在港短暫居住或服務,其中一位是李神父(Fr. Napoleon Libois, 1805-72)。當時歐洲多國正值多事之秋, 然而傳福音的工作沒有一天能夠停頓下來。巴黎外方傳教會奉教宗的指引,以尊重異國異族文化的態度,將福音喜訊帶給所有人,更努力適應和學習當地文化。1847年巴黎外方傳教會在香港設立總務處,為修會在遠東地區的傳福音工作,設立一個強大的後援基地,負責支援在中國和亞洲各地的傳教士在福傳工作和物質上的需要。李神父是在香港設總務處的幕後推手,他促使天主教在香港及遠東地區的傳教工作得以開展。這些地區包括中國、朝鮮(韓國)、越南、馬來西亞、日本、印度等。

由法國赴遠東地區,不少會士經不起數個月的海上旅程而患重病。總務處不單要籌措剛抵步的會士往外地傳教的交通安排,更要照顧抱病的會士,讓他們及時獲得醫療照顧。此外,大部份傳教區的醫療設備不足,香港位處交通要道,是理想的補給站。李神父擔任首位總務長,他的助手是奧塞神父(Fr. Pierre-Marie Osouf, 1829-1906)。1866年,奧塞神父繼任總務長的職務後,熱切關注病弱的會士,積極投入籌備成立療養院的工作。1875年,一座位於港島薄扶林小山丘上取名伯達尼(若望福音11:3)的療養院終於落成,首任院長為白神父(Fr. Charles Patriat)。

1884年,羅若望神父(Fr. Jean-Joseph Rousseille, 1832-1900)獲修會派遣抵港,籌建一個適合會士靜居、祈禱和默想的地方。他邀請在印度傳教多年的好朋友毛神父(Fr. Francois Monnier, 1854-1939)來港協助他。毛神父博學多才,雖從沒接觸印刷業,卻傾力苦學,協助修會在香港成立納匝肋印書館。納匝肋印書館在毛神父的帶領下,致力運用多種極少或甚至從沒用於出版印刷的亞洲方言(例如柬埔寨文、西藏文、泰米爾文)印製書籍,印行二十八國文字,享譽一時。1896年納匝肋修院及印書館遷入德格拉斯城(Douglas Castle),並利用鄰近地方建員工宿舍、小學及聖堂,形成一條有共同信仰的天主教村(太古樓)。

適值世界時局混亂,每日到港或經過香港往來遠東傳教的會士,甚至是不屬於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絡驛不絕。總務處日常需要應付龐大的支出,以款待及支援傳教工作,更要解決營運伯達尼療養院及納匝肋印書館的經費。1903年,金神父(Fr. Leon Robert, 1866-1956)到香港擔任總務長,他善於社交又熟悉商業投資策略,長袖善舞,眼光遠大,成功地為修會建立廣泛的人際脈絡,協助修會在物業投資上取得可觀的收益, 以應付各項支出。這位曾擔任《南華早報》董事局成員為期十四年的金神父,關心學校教育,在他寫給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總會長的信件中,充分流露他熱切關懷教師,又為在中國設立天主教學校撰寫具體的建議書。金神父亦極力提倡報章應發揮傳福音工作的重要影響力,1895年,他在上海創辦遠東地區首份法文日報L'Echo de 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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